聂震宁：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的关键是在哪里？
思辨阅读：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的关键
作者｜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思辨与生俱来
说到思辨阅读，可能就有许多人以为应该是讨论学生高中阶段阅读的任务和要求了。因为，近些年来，许多高中语文教育专家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高中阶段的阅读可以命名为“思辨阅读阶段”。
不错，高中阶段学生的阅读具有很大比重的思辨含量，这是他们心智发育和学习进阶的必然要求，因而称这个阶段的阅读为“思辨阅读阶段”，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大家看一看高中课本的内容和课外阅读的书目就明白，思辨能力就是这个阶段重点培养的目标。
不过，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思辨阅读这一课只谈高中阶段的阅读。实际上，在这一课中，在重点讨论高中阶段学生的思辨阅读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下中小学所有阅读阶段的思辨问题。
什么是思辨？思辨无非就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思考辨析。一个人无论读不读书，思辨是必然存在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现在我们知道这里指的就是大脑），人有大脑就意味着有思辨，这是与生俱来的。孟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耳朵、眼睛这些器官没有思辨的功能，只能接受外界事物，而且往往为外界事物所蒙蔽。心的功能是思辨，只要有思辨就会有所得有所舍弃，这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独特能力。通过孟子的这番论述，我们可以很明晰地认识到，一个人只靠耳朵、眼睛这些器官接受外界事物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这才是在世界万物中人类最独特的能力。
我们整整 12 年的中小学教育，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应当掌握的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得他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而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思辨能力，这个学生才算是成长为有用之才。不久前在网上读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陈嘉映先生的一篇文章《说理之为教化》，对说理教育有一番很好的议论，文中说道：“说理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近代以来，说理变得愈发重要。科学讨论的兴起，法庭辩论制度的推广，都是突出的体现。现在，连我们带孩子也兴说理。现代政权极重视宣传，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说理的重要性。我们事实上有时通过说理改变他人的看法，赢得支持，我们自己有时也被他人说服，从而修正自己。”文末，作者中肯地提出，“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此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 说理是一种教化。”
同理，思辨阅读就是一种教化。
努力提高学生的阅读力，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他的学习力，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他举一反三的联想能力，其实这就是他的思辨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思辨力，也就意味着具备了良好的阅读力，学习力也就得到提升。为此，我们应当研究学生处在不同学习阶段的思辨特点，培养和提高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思辨能力。倘若没有自幼而来的不断的阅读思辨，没有中小学 12 年中各个阶段不断的阅读和思辨训练，那么，到了思辨阅读阶段的高中又怎么能够达到应有的较高水准呢？
思辨：阅读力转化为学习力的关键
来看孔子和他的学生又是怎样理解阅读与思辨关系的。
在讨论许多问题时，孔子始终把“学”―― 读书学习放在首位。他在《论语·卫灵公》中感叹：“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虽然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他强调的是“学而知之”。（《论语·季氏》）他说自己就是学而知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比较全面地指出不学习则会因见事不明而产生多种弊端，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六种美德（仁义、智慧、信誉、直爽、勇敢、刚强）只是爱好和向往，而不能通过读书学习以明其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六种弊端。在孔子这里，读书学习被看成是一个人具备美德的重要条件。
在看待读书学习与思辨的关系时，孔子相当强调思辨的重要性，认为读书学习通过不断的思辨才可以得到新的收获。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为政》）指出一个人的学习需要不断地温习已学的知识，这样才能获得新的体会、新的发现，从而成为大师。不用说，“温故而知新”就是一个不断思辨的过程。孔子还就学与思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辩证论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为政）告诫人们，如果只是读书学习，不能思考问题，就会惘然无知；反过来，如果只是冥思苦想，不去读书学习，就会疑惑而无所适从。显然，孔子这一论述强调了思辨是提高阅读力的核心要求。
对于在读书学习中加强思辨的具体方法，孔子也有直接的论述，最有名的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名言：“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的学生子夏把思辨的重要性上升到“仁德”这一高层次。《论语·子张》载：“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如果能博览群书，志向坚定，恳切提出问题，思考当下问题，仁德就在其中了。“切问而近思”，其“问”和“思”显然就是读书学习时应有的思辨方法。
在学与思的关系认识上，中外古今哲人的看法当然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只以与我国诸子百家同时期的“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例，就很能说明中外哲人看法的一致性。苏格拉底特别主张对话，认为“没有一种方式比师生之间的对话更能提高沟通能力，更能启发思维技能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是第一个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讨论美学问题的人。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是最高的幸福”。
18 世 纪 在 德 国 学 校 出 现 的 Seminar（ 研 讨 会）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读书学习加强思辨的做法。Seminar 最早见于 18 世纪德国教育家佛兰克创办的师范学校中。1737 年，德国著名学者格斯纳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创办哲学 Seminar，从而把 Seminar 引入到大学中，后来在欧洲相当普及。
Seminar 在中国译成“席明纳”，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在英国留学。1962 年 4 月他在《留英记》一文中写道：“Seminar 简单的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所以用这个音译的名词。”这个音译的名词暗含着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学习、讨论明理的意思，比较传神。费先生在书中真实记述了他的老师带领他们学习“席明纳”的情景：老师“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范地表演出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他的‘席明纳’里是没有地位的。在争论新问题的过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一点是使学生们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把立场、观点灌输给了学生”。
我国一直比较提倡的启发式教育与欧洲国家的席明纳学习方法显然是比较相似的，其相似之处就是都着眼于帮助学生提高思辨能力。
有的朋友出于对传统阅读中人们过于强调功利主义的反感，强烈提倡快乐阅读，主张阅读的去功利性。其实这种主张如果过于绝对化就显得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思辨与生俱来，那么，对于提高孩子思辨能力的要求是不应该存在疑问的。现在的问题常常纠结在何时开始以及提出多么高的要求。我在《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 11 堂课》一书中的第 3 课主张幼儿阅读最重要的是有趣，却也不是主张取消幼儿阅读中的思辨引导。我一直以来最为主张的亲子阅读其本身就是一种思辨阅读方式，只不过我们在幼儿阅读阶段更看重引起孩子兴趣这一主要目标。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就有学者在对 6 岁儿童的阅读研究中发现，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儿童求知欲望显得更为强烈。通过早期阅读，幼儿的阅读兴趣被大大激发，幼儿的语言能力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6 届大会上决定把 1972 年定为“国际图书年”，提出“走向阅读的社会”的同时，开始向许多国家的家庭提供早期阅读教育服务。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成立跨国阅读教育服务集团，出版了大量针对幼儿的读物，还开展了幼儿早期阅读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认知心理学家托马斯和罗宾逊提出的帮助儿童理解和记忆的 PQ4R 方法，很受推崇。PQ4R 方法包括预习（Preview）、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反思（Reflfl ect）、背诵（Recite）和回顾（Review）6个程序，比较有效地指导了应该如何进行幼儿阅读思辨引导。这些方法虽然是很久之前提出的，可依然是经典之谈，尤其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些并不过时老套。幼儿们的“浅阅读”虽然是“浅层次”的，但只要家长和老师们注重其中的一些必备的认知意义，就能提升幼儿感性认识的能力。幼儿教育专家认为：幼儿阅读的价值，不在于理解得多么深刻，而主要在于让幼儿通过阅读，感知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体验、感受、丰富感性知识，为不久的将来进一步认识事物奠定一定的基础。（《1000 天阅读效应：0~3 岁阅读启蒙及选书用书全攻略》）
我们在趣味当先的幼儿教育中竭力指出其中的思辨引导需求，而事实上，这种需求在国内外幼儿教育研究中已经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对于中小学生阅读的思辨要求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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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阅读阶段的思辨引导
处在起步阅读阶段的一二年级学生，他们的阅读思辨也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起步阶段阅读的思辨特点是从学前孩子的兴趣阅读转变过来，因而还要高度重视学生的阅读兴趣。其实，兴趣是一个人终身阅读最重要的基础。一个人的阅读，除却功利之外，剩下的不就是个人兴趣吗？ 不过，即便是学前班孩子的阅读，也都应当注意在引起阅读兴趣的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思辨引导。有些孩子一遍遍地请求家长带自己阅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时候男孩常常会对七个小矮人各自的性格特点描述感兴趣，女孩则主要是为白雪公主不幸的命运一次次难过，可孩子们往往较少关注作为新王后的继母对白雪公主那么残忍的原因，这说明孩子这个阶段的思辨特点主要是辨认他们感兴趣的美好事物，还没有进入到对复杂的人际关系辨识和讨论的深度。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非要引导孩子去认识继母的残忍，显然就是对孩子心理和认知兴趣的扭曲，并不利于他们的心智发育和心理健康。 在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念《蝈蝈和蚂蚁》《狐狸和乌鸦》《猪八戒吃西瓜》这些绘本，孩子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好玩。有的问老师：“蝈蝈会叫，蚂蚁会叫吗？”有的学着大人的口吻说：“狐狸可狡猾了！”还有的做着怪相模仿猪八戒贪吃啃西瓜的样子，却很少有孩子注意听老师的思辨引导，既不关心蚂蚁的勤劳，也不关心要警惕狡猾的狐狸，对猪八戒犯的错误也不大有认识，这就说明学前阶段孩子阅读的思辨焦点主要在有趣的事物上。尽管如此，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可以坚持把故事中需要思辨的美德告诉给孩子，让他们逐步建立一些美德的理念，这就够了。不过，千万不要以孩子是否记住了这些美德理念作为检验阅读效果的标准。某些老师和家长喜欢不依不饶地追问，要求孩子能够从故事中回答出相应的美德理念来，这实在是揠苗助长，因为他们的心智实在还没有发育到这个地步。为此，有些阅读专家特别强调亲子阅读结束时，家长不要急于总结归纳，尤其不要急于总结出孩子还弄不懂的一些理念，不要把一场快乐的阅读盛宴闹得不欢而散。 其实，从幼儿到小学一二年级，这个时期孩子的阅读应当主要集中在有意思上。他们觉得好玩就说明是有效果的。第一册语文课本的古诗词中有童趣盎然、浅显易懂的《咏鹅》，足以说明这个阶段的思辨要求是要让学生喜欢阅读，喜欢词语，喜欢广泛的内容，让他们在阅读中有一定的个人情感体验。
让学生在起步阅读阶段就有个人情感体验，能够认识对和错、好和坏，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思辨目标。读《假如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不仅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兔子的聪明，还要让他们注意到狐狸最终不吃兔子，也是善良的，也就是树立起“善良”的情感理念。读《贝贝熊系列丛书》，能让学生们知道贝贝熊一家五口，每只熊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可也都是非常可爱的，这就达到思辨引导的要求。阅读这套书，能够让学生通过故事的演绎，在思辨上明白自己的家人无论有什么优缺点，我们都应该爱他们，从而启迪学生宽容的人生态度，这样也就达到了很好的阅读目的。 山东省聊城市某小学老师姜蕾带领一年级的学生们共读《我的名字克丽桑丝美美菊花》，然后让每位同学介绍自己名字的含义，这就是非常自然、生动而又没有超出这个年龄孩子思辨能力的阅读行为。她带领同学们共读诗歌《今天不一样》《好饿的毛毛虫》，前者引发孩子们对入学后不一样的联想，后者暗示孩子们对学习要有积极向上的饥饿感。她邀请科任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前来班上共读绘本故事《小阿力的大学校》，帮助一年级小同学和学生家长了解新学校的生活，使得小同学们愉快地认识新的环境和新的朋友，获得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简洁明了的思辨效果。姜蕾老师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阅读安排，大体上符合一二年级阅读起步阶段学生“寓言期”的思辨特点，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来源｜阅读与成才、守望新教育。本文刊于《阅读与成才》杂志2022年第五期；节选自聂震宁著《阅读力决定学习力：提高阅读力的 11 堂课》，现代教育出版社，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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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